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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油价飙升，粮价暴涨，闹得整个世界不得安宁。一个粮食，一个石油，都是大事，谁也得罪不起。游移于二者之间的生物燃料，是福是祸，莫衷一是。只有还其实情，排除“噪音”，理清思路，才利求解。
一、“粮食危机”还是“粮价危机”?
当前粮食危机的相关报道和文章中，震撼力较大的有“世界粮食供不应求，库存降到近20年最低点”、“小麦涨了三倍，泰国大米吨价过了1000美元”、“海地等30多个国家因粮价引发社会动乱”、“美国用数千万吨玉米生产燃料乙醇”等等。
是供不应求和粮食短缺吗?否!近十多年，世界谷物、小麦、稻米和玉米的产量一直在增长，大米小麦的年均增长率都在1%%以上，玉米在4%%以上。2006年和2007年，澳大利亚小麦和法国玉米因灾减产，除世界小麦产量稍有下降外，世界谷物总产仍在增长。十多年的世界粮食产量整体表现是好的，健康的，没有出现突发性减产迹象。消费量平稳增长，年均增长率与产量年均增长率十分接近或稍低一些。所以说因供需失衡而引起粮食危机是没有根据的。
世界粮食库存情况到底如何?从十多年的系统资料看，进入本世纪后的谷物及三大作物的库存确是减势，但表现是渐进的，且多在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的粮食安全线(消费库存比17%%—18%%)以上。
世界粮食价格涨势到底如何?由于人为压低粮价和发达国家国内的高额粮补，世界粮价长期以来都是偏低的。2005年开始渐进式上涨，2007年夏开始快速上涨，2008年初开始暴涨。2006—2007年度，小麦由每吨120美元涨到200美元，2007年夏到2008年3月涨到480美元，上涨了3倍。2008年3月27日，泰国B级大米出口报价从每吨580美元涨到760美元，一天涨了30%%，4月17日突破1000美元大关。涨势比较平稳的倒是玉米，2007年初到2008年3月的15个月里由166美元到233美元，只上涨了40%%。同期大米涨了82%%，小麦涨了131%%。
从以上这些基本面数据看，此次危机并非是突发性粮食减产和供应出现问题引起的，确切地说，这次是“粮价危机”而不是“粮食危机”。
二、短效因素催生粮价危机
既非粮食供应不上，又无其它突发性原因，年初以来大米小麦价格的暴涨，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恐慌心理和金融因素发挥了想象不到的“发酵”作用造成的。2006—2007年度，澳大利亚和法国受灾，玉米和小麦减产，造成了一定的心理暗示。2008年2月，联合国FAO又发布了具有强大新闻效应和冲击力的消息：“世界粮食库存降到近20年的最低水平，全球粮食供应趋紧。”美元大幅贬值和次贷危机，使大量过剩的游资进入包括粮食期货在内的各种投机市场，对粮价推波助澜，不断加剧着社会的恐慌心理。2007年2月，印度宣布禁止小麦出口，随后俄罗斯、阿根廷、中国等为自保而相继出台限制本国粮食出口的措施。至此，粮价危机正式出台。有经济学家认为，恐慌心理和金融投机对此次粮价危机的贡献最大。
短效因素中对生物燃料的不实报道，也为社会恐慌心理提供了依据。2006年和2007年，美国的确是用5340万吨和6500万吨玉米生产了乙醇(有1亿吨的误报)，但2004—2007年间美国的玉米出口量一直在增加，2007—2008年度将创历史最高点(7680万吨)。这是因为美国农民生产玉米的积极性和玉米产量的提高缓解了玉米市场供应上的矛盾。此次粮价危机中，恰恰是玉米产供增长率最高的年份和价格最为平稳，证明了生物燃料对世界粮价危机的影响很小，更不是什么“罪魁祸首”。一些人士和媒体未深入了解此事实真相而批评生物燃料。生物燃料的怀疑者和反对者，包括一些国际组织中的人士更以此粮食危机对生物燃料发难。联合国副秘书长JohnHolmes领导处理目前粮食价格危机工作，最近出面表示反对以粮食价格上涨为由仓促限制使用快速增长的生物燃料。
玉米乙醇不是潘多拉魔盒，更没有失控。美国当局已经做好了向非粮的二代生物燃料过渡的部署。虽然，美国玉米乙醇的生产指标将由2008年的2700万吨增长到2015年的4500万吨，但以后就不再增加或逐渐被纤维素乙醇所替代。到2030年，生物燃料替代30%%化石运输燃料中，玉米原料只占6.7%%，九成以上是非粮原料。
危机中也有不少对消费增长的抱怨，一面是矛头指向美国的玉米乙醇，一面是美欧指责中国人吃肉多了，印度人粮食消费多了。就像一个吃1斤粮1斤肉的富人指责吃2两粮和4两肉的人过度消费一样，未免愚蠢和自讨没趣。其实，在具备供应条件的前提下，消费增长是正常的，是好事而不是坏事，特别是在中国、印度等经济快速发展中的国家，该抑制的应该是那些不合理的消费。
有一点是需要澄清的，部分媒体往往将生物燃料等同于玉米乙醇。生物燃料从原料到产品是非常多样的，原料有草灌乔和有机废弃物，产品有固液气三态，生物乙醇只是液态中的一种。生物乙醇的原料有甘蔗、甜高粱、薯类、作物秸秆和林业剩余物的纤维素等等，玉米仅是其中的一种。把玉米乙醇影响粮食供应的“一盆脏水”倒在了整个生物燃料头上，误导了社会，也违背了媒体的科学公正准则。
三、应当关注影响粮食的长效因素
这次粮价危机也为当代社会提供了一些有益的警示。
近7年，世界粮食库存量及消费库存比呈趋势性下降，应当受到关注。奥•德许特，联合国新任食物权问题的特别报告员，上任的第一天就提出：粮食价格上涨危机源于过去20年的一系列错误政策，导致国际组织和机构低估了投资农业的重要性。德氏可谓一语中的。FAO和国际应用系统研究所的多种预测方案都得出未来二三十年粮食将求大于供的结果，如果不改变忽视农业的政策，不大力增加投入，严重后果将不仅是粮价危机，而会是真正意义上的粮食危机。
第二个长效因素是粮食生产成本将持续走高。世界货币基金组织2006年9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WEO》报告中指出，从1957年到2006年的30年里，粮食价格降低了60%%。人为压低国际粮价是不正常的;2005年至2007年间粮价的渐进式上涨却是正常的，它客观地反映了石油价格攀升带动下粮食生产成本的增加。农田作业中需要消耗的化肥、燃油、电力、农药、塑膜等均源自于石油，油价的上涨必然增加粮食生产成本。美国农业部的一份资料中说：“每消费1美元食品，农户只能拿到19美分，剩余的81美分是劳动力、燃料、运输、包装和其他非农成本。影响食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是非农成本，特别是创纪录的原油价格。”美国进步中心首席执行官J.Podesta最近指出：“美国上涨的谷物成本中用于种植和运输的化石燃料占了三分之二，石油价格上涨使2007年的农业成本增加了25%%”。
石油价格的高企和持续攀升及其对粮食生产成本增加的影响将是刚性的和长效的，“告别低粮价时代”的提法是有道理的。有些人士和国际组织甚至将进入食物的“高价时代”也归咎于生物燃料而不说高企的油价，实在有失公允。
第三个长效或根本因素是一个“穷”字。此次粮价危机中受冲击最大的是粮食进口穷国中的低收入人群，商店有粮也买不起，政府对平抑粮价又有心无力，如果同时又是石油进口国，其境遇就更加糟糕了。如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观察2008报告指出的，世界上最穷的50个国家中有38个是石油净进口国，其中25个国家的石油全部依赖进口。进口油价上涨已经压得这些国家的经济喘不过气来，进口粮食价格再上涨，无异于雪上加霜，怎能不引发社会的不稳定。而美欧富国的社会财富充盈，粮食储备充裕，低收入人群小，粮价易于掌控，又多是粮食出口国，是粮价危机中的主要受益方。所以说，世界粮食危机的实质是穷国的粮价危机。
改善穷国经济处境主要依靠农业，而富国对其本国农业的高额补贴又打压着穷国农业的发展。这种世界格局不改变，粮食危机就像一柄“达摩克利斯剑”悬在穷国和穷人头上。救济是解一时之困，帮助穷国振兴农村经济才是消除粮食危机隐患的根本。
四、良好中国粮食表现背后的问题
此次世界粮价危机中，中国的粮食表现是好的。自2003年后粮食连续4年增产，接近了历史的最高点。2003—2007年间的大米和小麦消费库存比都高于30%%，玉米也在20%%以上，明显高于联合国提出的粮食安全系数。中国的良好粮食表现得益于“立足国内”和“自给率95%%”的粮食安全战略和相关政策。由于粮储充足和年后的粮食出口政策，在国际市场粮价暴涨中，国内粮食期货价却普遍下跌;国际米价突破吨价1000美元时，国内米价却低于400美元。
中国粮食安全问题更多的是在深层次上。人口众多，需求旺盛，耕地净减，用水无增，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以及粮食增产乏力等。1998年中国粮食产量达5.12亿吨后持续减产到2003年的4.3亿吨，2007年才重新迈上5亿吨台阶，要进一步实现人年均粮食380—400公斤，总产5.4—5.8亿吨的2020年目标的难度却相当大。除加大投入，提高生产力水平外，多年的实践证明，中国粮食问题的症结在于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目前的人为压低粮价政策只会适得其反。
中国粮食问题主要是增加饲料供应问题。随着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粮食的直接消费渐减和动物性食物消费迅增是个常理，中国正是处在这个阶段。1986年和2006年中国城镇居民直接粮食消费分别是138公斤和76公斤;乡村居民分别是275公斤和239公斤，20年分别减少了45%%和13%%;而城市居民的动物性食品消费则由35公斤增加到74公斤，农村居民由17公斤增加到34公斤，20年翻了一番。据专家预测，中国年人均粮食消费量(含直接消费与间接消费)将由2000年的223公斤下降到2020年的160—202公斤，约年需粮食2.2—2.8亿吨。届时，人粮畜饲将“两分天下”，玉米、薯类等饲料生产将占到“半壁河山”，粮经饲三元结构中的饲料份额将快速扩展。
粮食消费结构上的这种重大的趋势性变化，将有利于缓解粮食总量上的压力。因为目前的水稻和小麦产量水平可基本满足2020年前后的人粮消费，而饲料的回旋余地和拓展潜力很大。除玉米、薯类、高粱、饼粕外，还可以利用边际性土地大力发展饲草以及利用酒糟等农产品加工的有机废弃物。因而以农林废弃物和利用边际性土地进行原料生产的生物燃料，将与饲料生产相结合，形成物质和能量的综合开发与循环利用的粮、经、饲、能四元结构的新生产体系。
五、石油换代的阵痛
粮食与石油，一农一工，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自油价拉升粮食成本和发展石油的生物燃料替代以来，二者的关系就越来越密切了。
据国际权威机构(IEO2005、IEO2005和USGS2000)资料的推算，全球石油剩余可采储量加上储量增长潜量(共2297亿吨)可用39年;再加上待发现的石油资源量(共3574亿吨)可用53年;而天然气和煤炭分别是63年和90年。如果说20世纪是化石能源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是化石能源换代的世纪。在这个能源的历史巨变中，怎不引发社会与经济的分娩般的阵痛，此次粮食危机乃其一也。
石油换代的阵痛在中国将尤为剧烈。中国化石能源剩余可采储量中，石油只占4%%，约35亿吨标煤，储产比已到警戒线11(均按2005年计)，而消费量是世界第二，进口依存度近半。这是一次求供倒悬和无米之炊的“巨痛”。中国自1994年为石油净进口国后，2006年的3.2亿吨石油消费中有1.8亿吨是进口的，进口量还将继续扩大。进口石油非“一买一卖，按价付款”那么简单，中国70%%的进口石油来自不稳定的中东地区，要通过马六甲海峡。需要多大投入才能保障这条海上石油通道?才能将俄罗斯和中亚的油气流入中国?这是需要付出巨大资金、政治、外交，以至军事代价和承当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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