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非粮生物燃料可以不与粮食争地，即使在以纤维素为原料的第二代生物燃料尚未取得技术突破和商业化之前，我国的甜高粱和薯类就能扮演重要角色，人称它是1.5代生物燃料。它们的最大优势是耐旱、耐瘠、耐盐碱、生长快、产量高，可以在全国大部分盐碱地、沙地、丘陵坡地等低质土地上种植，且种植管理简单，生产成本低，增产潜力大。1公顷甜高粱或薯类一般可转化燃料乙醇3—5吨，高者可达10吨。我国耕地中有非粮低产田5024万公顷可供调整作物种植结构;还有734万公顷的宜垦后备土地均可种植。我国还拥有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的甜高粱生产和发酵时间短、收率高、工艺简捷、基本不用外来化石能源和产生废水的加工技术。

　　十、中国太需要生物燃料了!

　　中国太需要生物燃料了，因为：

　　———生物燃料是改变中国石油“立足国外”现状的基本途径，是实现石油替代绕不过去的坎。

　　———能源农业可以为现代农业开辟一个前景广阔、需求无限的新战场;可以为推进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及富余劳动力就近转移开辟一个全新路径;可以为农民增收和脱贫致富开辟一条新渠道。

　　———生物燃料可以将产能潜力4.7亿吨标煤的农林废弃物利用起来;可以将产能潜力1.2亿吨标煤的尚无经济价值或价值很低的低质土地利用起来种植能源作物;可以将产能潜力3.1亿吨标煤的能源林资源利用起来。

　　———生物燃料可以让中国的能源农业走出国门，以我国的资金和技术与非洲和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的丰富水土资源结合起来发展生物能源产业，做到合作共赢，共同致富。

　　这4条原因难道不足以说明发展生物燃料产业在解困中国石油和“三农”两大难题中的重要作用吗?

　　本世纪之初，中国曾为解决陈化粮压库而批建了4个燃料乙醇厂，先后在吉林等5省及冀、鲁、苏、鄂27个地市推行使用E10乙醇汽油，2006年销售量达1544万吨。出于粮食安全考虑和避免失控，国家发改委2006年底发文不再新批玉米乙醇项目,鼓励发展非粮生物燃料。这既使生物燃料与粮食安全脱钩，又指明了一条健康的非粮发展道路。中国在石油的生物燃料替代上有了一个好的开始。但是近一年来却显得犹豫被动起来，这又是为了什么?

　　十一、何时走向主动替代之途?

　　20世纪是石油的世纪，美欧等发达国家得天时与地利而纵横捭阖。是上世纪70年代的全球石油危机和世纪之交的资源性枯竭震撼了这些石油巨鳄，使他们“如鲠在喉”，坐卧不宁。他们积30余年之探觅，终于找到了替代之途，于是置种种质疑和指责于不顾，气定神逸和雷厉风行地发展起生物燃料来。为减少玉米乙醇与粮食供应间的碰撞，又大踏步地迈向了非粮的二代生物燃料时代。他们敢于幡然自悟地批判自己的“石油瘾”，提出2020年替代20%%，2030年替代30%%和2050年替代50%%的目标;宣布“结束依靠中东石油的历史”和为能源的“自主”与“安全”而立法。

　　“镜于水知容，镜于人知吉凶”，中国石油形势较这些发达国家严峻十倍而动作十分迟缓。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对能源资源的激烈争夺，我们必须把握目前的战略机遇期，尽快将“立足国外”转移到立足国内的“替代”上来，解中国石油与“三农”两大心腹之患于倒悬。

　　当前中国在石油生物燃料替代上的犹豫和被动，一曰怕影响粮食安全，既然政府已经叫停玉米乙醇和鼓励非粮方向，就没有必要自己吓唬自己地迟迟不见行动。二曰石油替代上有煤基为主与生物基为主之争，如果立足于国家利益而不是部门和某些企业集团利益，这个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三曰对发展生物燃料有不同看法，不同看法总是会有的，关键是政府以国家利益至上原则在国家层次上做出综合评价与决策。这正是美欧当局能力排众议地发展生物燃料的原因。面对粮食危机中对美国以玉米生产乙醇的指责，布什在2008年4月2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直截了当地说：“问题的实质是我们的农民种植能源，并不再从不稳定地区或不友好的国家购买石油，这是我们的国家利益。”

　　石油的生物燃料替代是发达国家花时间、资金、科技和智慧换来的，是世界的共识与大势。他们在一路高歌猛进，我们还能摆出多少理由，有多少时间去犹豫?

　　生物燃料是个天资聪慧的孩子，美欧受宠，在中国却少有疼爱。其优势在于它是生物体，问题也出在生物体与土地、粮食、生态的关系太过密切与敏感，更需要伯乐的精心和决策者的胆识。对生物燃料的磨练也不是坏事，正如孟老夫子所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如果生物燃料真是个石油替代中绕不过去的坎，中国迟早是会回到这条道上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