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石油换代“阵痛”的另一条路是“走出去”开发国外石油资源。但我们已晚于西方国家一个世纪，这已经是肉少骨多和争夺“最后一杯羹”的战场而不是伊甸乐园。面对风云突变的国际舞台和形势不稳的石油资源国，这更是一项代价和风险度极高的境外投资。国际能源组织报告IEA2007中就提醒中国和印度，要十分注意过分依赖中东石油的“海湾石油瘾”可能产生的近期和远期风险。

　　“扩大进口”和“走出去”可以“止痛”，但“替代”才能“治病”。可惜不久前颁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提出的目标是：“力争到2010年使可再生能源消费量达到能源消费总量的10%%，2020年达到15%%。”其实，按国际惯例属于常规能源的大水电在2006年就已经占到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7%了，2020年的非水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标实际是7%%左右，其中生物燃料对石油燃料的替代指标是2%%(欧盟是10%、美国是20%%)。中国在化石能源替代上的决心和步子显然是不大的。

　　此次世界粮价危机中，中国良好的粮食表现靠的是“立足国内”和“粮食自给率95%%”的好战略，而同样是国家战略物资的石油，进口依存度却已近50%%。按石油储产比11，到2020年将所剩无几，60%%的进口依存度是打不住的。“立足国外”和“坐吃山空”的石油政策还能够维持多久?现在提出要向“非常规油气”进军，但“部分关键技术需要持续攻关，且投入大、周期长，经济效益短期内难以实现”。为什么不可以改变一下传统的工业思维模式，把目光多投放一些到生物燃料和“三农”上来，把石油替代真正抓起来。

　　如果设想，像美国2030年生物燃料替代30%%的石油运输燃料那样，中国石油替代也能达到30%%，中国的能源安全和“三农”将会是个什么样子?

　　六、生物燃料是替代石油的唯一选择

　　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发出警讯后，石油进口国就开始寻思“替代”了。

　　巴西和美国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以甘蔗和玉米生产乙醇替代石油;90年代美国进行了长达5年的以甲醇作为运输燃料的试验，但以失败而告终;1999年，克林顿发布《开发和推进生物基产品和生物能源》总统令，大力推行生物燃料替代;布什上任后又主张发展氢能，在世界掀起过一阵“氢能热”，后来又改口说：“这不是近期的解决办法，也不是中期的解决办法，而确实是远期的解决办法”，转而大力支持生物燃料替代。2005年美国颁布的《国家能源政策法》中“要求燃料制造商到2012年在汽油中必须加入2250万吨生物乙醇，可以每年减少20亿桶原油的消耗和向外商支付的640亿美元购油款，还可以使美国家庭减少430亿美元的开支”。2007年初提出“twentyinten”计划，即10年内减少20%%的汽油消耗，其中15%%源自生物燃料替代，5%%靠提高汽车能效;2007年底通过的美国《能源自主与安全法案》进一步提出了2022年生产生物燃料1.08亿吨及其相应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与计划。美国在发展生物燃料上可以用“雷厉风行”和“紧锣密鼓”来形容。

　　美国年消费石油9.5亿吨，净进口6.4亿吨，石油对美国经济和外交压力越来越大。经过三四十年寻觅才找到能使美国绝处逢生的生物燃料，故不惜顶住国际社会强大的舆论压力，倾其20%%以至40%%(2015年)的玉米及技术突破后的非食物性原料，替代30%%(2030年)甚至50%%(2050年)的石油运输燃料。为减少与粮食供应的冲突，2006年布什在国情咨文中要求6年内(到2012年)使纤维素乙醇的商业化生产成为现实，并以1.6亿美元建3个纤维素乙醇示范厂和投入21亿美元用于新技术研发，全面部署了由玉米乙醇向非粮二代生物燃料的战略过渡。“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在发展生物燃料上美国如此之坚定是有他的道理的。

　　上世纪80年代，瑞典在斯德哥尔摩市对9种燃料车进行了10多年的替代化石燃料试验，最后选择了沼气和乙醇两种生物燃料。欧盟先以生物柴油为重点，继而启动了一个发展生物乙醇的激进计划，并于2007年3月制定了2020年生物燃料不得少于运输燃料10%的目标。日本国会2002年通过了《日本生物质综合战略》和制定了相应发展目标和计划;印度2002年成立了国家生物燃料委员会，在9个邦推广E5乙醇汽油;菲律宾2006年制定了“生物燃油法”，提出2010年的燃料乙醇必须达到汽油消费量10%%的指标。

　　2007年全球生物乙醇产量已经达到4500万吨，其替代规模是其他可再生能源不能比拟的。2020年前后将发展到2亿吨，约相当于现在世界石油生产量的5%%，生物燃油对化石燃料的替代已经驶上了快车道。石油的生物燃料替代是多个国家经30多年选择的结果，正如欧盟委员会提出的：“生物燃料是唯一可以大规模获得的替代运输燃油的能源。”它已经成为石油替代的一种世界共识和趋势。

　　七、生物燃料是个绕不过去的坎

　　替代石油难道非要生物燃料吗?

　　不是可以煤变油吗?中国神华集团2007年在内蒙古等地已经试生产了，据该集团网站称，转化成1吨燃油需要消耗4吨煤炭和用水10吨，CO2排放量是原油精炼的7—10倍。我国煤炭产地主要在缺水的北方，按内蒙古项目年需耗水1000万吨左右，还有宁夏东部、陕西榆林以及新疆黑山等都是严重缺水地区，如处理不当，这将是又一场新的生态灾难。

　　不是可以用煤转化为甲醇和二甲醚吗?按能量投入产出比，得到1份能量的甲醇燃油需要投入4—6份能量的煤，生产1吨煤基甲醇要排放8.25吨二氧化碳，还有腐蚀机械、储存困难、影响人体健康等诸多问题尚难解决。美欧经多年试验均已宣布失败。目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以甲醇为运输燃料。

　　更重要的是，煤变油和转化甲醇二甲醚的原料都是不可再生的煤炭，这种高资源投入，高环境和高经济代价的“拆东墙补西墙”，有这个必要吗?

　　不是可以用“清洁燃料汽车”吗?所谓“清洁燃料汽车”，是一种用蓄能电池技术和以电或氢为动力驱动的汽车。与汽油相比，电能与氢能要清洁许多，但它们都是由一次能源转化而来的二次能源，它清洁了城市，而发电厂和转化氢能的污染依旧。且电与氢的能效比汽油低，比生物燃料低得更多，且蓄能电池适于城市短程而不便长途使用。

　　不是可以用水能、风能、太阳能、地热能、海洋能和核能替代吗?不行，这些能种只适合于转化为物理态的电能和热能，唯有生物质能才是经植物光合转化成的化学态能量，最适合于转化为液态燃料。

　　还有一条是绝对绕不过去的，那就是生物燃料可以与化石能源一样地生产塑料和化工原料等的物质性产品，这是任何其他能源都做不到的。USDA能源政策和新用途办公室主任R.Conway不久前说：“20世纪之初，石油基工业制品逐渐取代了生物基工业制品;21世纪之初，生物基工业制品重新回归，将逐渐替代石油基工业制品。2025年生物基产品产值将是2005年212亿美元的23—29倍。”

　　生物燃料的石油替代之所以是“绕不过去的坎”，这是它和其他能源自身的特性所决定，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八、是魔鬼还是天使?是克星还是救星?

　　当前，媒体对生物燃料的负面报道很多，罪名有“与人争粮”、“人道危机”、“粮食危机的元凶”、“破坏生态”等等，好像面目狰狞的魔鬼。凡事都有它的多面性和相互关联性。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当今世界和社会，更需要人们的冷静、耐心和客观。以上诸节已对此“魔鬼”形象有所剖析了，下面再说说事实的另外一面。

　　1999年发布的“发展生物基产品和生物能源”美国总统令中，开宗明义地说：“目前，生物基产品和生物能源技术有潜力将可再生农林业资源转换成能满足人类需求的电能、燃料、化学物质、药物及其他物质的主要来源。这些领域的技术进步能在美国乡村给农民、林业者、牧场主和商人带来大量新的鼓舞人心的商业和雇佣机会;为农林业废弃物建立新的市场;给未被充分利用的土地带来经济机会;以及减少我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和温室气体的排放，改善空气和水的质量。”最近美国的一项国外政策指数调查显示，60%%以上的美国人希望通过发展生物燃料实现能源自给。

　　2004年，德国农业部长R.Kuenast在北京的一次国际论坛的演讲中说：“到2010年，德国将能源消费总量中可再生能源的比例提高两倍，2050年要占到50%%。替代化石燃料的最快又最廉价的办法就是生物燃料，并以此提高农民的收入。”在种种质疑和当前粮食危机形势下，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负责人J.Tschirley指出：“FAO要求各国在出台扶持生物燃料的政策和投资前，需要注意到可能产生的对粮食安全和环境的影响，但也不能忽视生物燃料对发展中国家农村发展和改善经济的作用而延误这个产业的发展。”

　　巴西是发展生物乙醇的先驱和成功者。车用乙醇已不再需要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而价格已经低于汽油，带动了本国经济和出口。总统卢拉在2007年7月的“生物燃料国际会议”上说：“巴西十分注重通过发展生物燃料带动农业增长，使农民富裕起来，更好地解决粮食与贫困问题。”今年4月会见荷兰总理时又说：“生产乙醇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拉美和亚洲经济发展的希望。对于今天的海地，如果我们到那里去投资建设生物燃料产业，将会使海地人民和投资国双方受益。”这是一位总统的切身感受。

　　发展生物燃料实践中越来越显示出：它不仅是替代石油的唯一选择，也是促进农村经济，使农民脱贫致富和缓解粮食问题的一把钥匙。如果说此次危机是穷国的粮价危机，根子在“穷”字上，那么，生物燃料将是发展中国家改善穷国境遇和应对粮食危机的一种“经济武器”。生物燃料是魔鬼还是天使，是粮食和穷人的克星还是救星，应当是很清楚的。

　　为什么面对生物燃料的种种质疑和此次粮食危机中的千夫所指而美欧巴西等国政府仍是态度坚定和一路高歌猛进，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吗?中国的决策者千万不要被“狂轰滥炸”般的媒体信息搞乱了自己的阵脚。

　　九、中国的非粮原料非常丰富

　　中国政府已经提出了发展生物燃料的非粮原则，既保障了粮食安全，又指出了发展之路;既符合中国国情，又顺应国际发展趋势。令人振奋的是，中国的非粮原料资源非常丰富。

　　2005年美国能源部和农业部的联合研究报告提出，为满足美国2030年替代30%%石油运输燃料，需要和可以动用的本土生物质原料资源是13.66亿吨，其中10%%来自玉米和大豆，32%%来自能源植物，58%%来自农林废弃物。笔者参加中国工程院可再生能源咨询项目研究，提出中国可利用的生物质原料资源的年产能潜力是8.99亿吨标煤，其中农林废弃物占53%%，能源林35%%，能源作物占12%%。看来，中国生物质原料资源丰度显著高于美国。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小麦年产是美国的1倍，水稻是21倍，猪存栏是8倍，农业废弃物当然比美国要多得多;中国北纬30度以南的广大南亚热带及热带地域也是美国所没有的。

　　我国可用于石油替代的非粮生物质原料有两类，一类是现即可用的薯类、甜高粱、甘蔗、木本油料、畜禽粪便及农产品加工产生的有机废水废渣废糖蜜;另一类是尚待技术突破后方能进入商业化生产的作物秸秆、林业剩余物和能源植物的纤维素原料。此两类原料的年产当量燃料乙醇潜力分别为1.52亿吨和2.80亿吨，二者可替代石油2.7亿吨，是现进口量的1.5倍。

　　有人认为生物质原料高度分散，不好收集，其实没这个问题。植棉与纺织，种蔗与制糖，还有烟、茶、酒和造纸等加工业用的都是农产品原料，生物燃料有什么不可以?有人认为生物燃料不像煤、油、气可以规模化工业生产，其实小规模和分布式更有利于原料地靠近市场和促进农村经济。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西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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